枫叶泛红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04-1920）
1904年 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取名邓先圣。
　　1909年 进私塾读书，学名邓希贤。
　　1910年 入协兴乡初级小学学习。
　　1915年 入广安县高等小学学习。
　　1918年 入广安县立中学学习。
　　1919年 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秋，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活动。
　　1920年 10月，抵达法国，不久入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21-1930）
　　1921年 4月，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轧钢工。月底，辞去工作赴巴黎。
　　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
　　10月，进香布朗工厂做工，两个星期后被解雇。
　　1922年
　　2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
　　夏，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3年
　　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
　　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
　　7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
　　春，任中共旅欧支部里昂地区特派员。
　　6月至9月，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多次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11月，进雷诺汽车厂做钳工。
　　1926年
　　1月，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
　　春，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7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秘书，更名邓小平。
　　8月7日，列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12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8年
　　年初，和张锡瑗结婚。张于1930年病逝。
　　1929年
　　夏，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领导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化名邓斌。
　　10月，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12月，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
　　1930年
　　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在广西右江地区11个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31-1940）
　　1931年 2月，同李明瑞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根据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4月，在上海写出《七军工作报告》，详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战斗历程。
　　8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
　　7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支持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反对“左”倾路线。
　　1933年
　　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不久，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8月，主编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
　　1934年
　　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
　　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
　　1月，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6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
　　5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
　　1937年
　　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随后，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8月，随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
　　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
　　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区开辟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9月至11月，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在会上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
　　1939年
　　7月3日，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同卓琳结婚，后一起回到太行山。
　　1940年
　　8月至12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这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带有战略性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役。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41-1950）
1941年
4月15日，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1942年
　　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
　　1943年
　　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五年来对敌斗争作了系统总结，概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敌斗争的重要经验，并提出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强调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坚持敌后斗争去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
　　7月2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发展生产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根据地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是生产的重心。
　　10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工作。
　　1945年
　　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时，与刘伯承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扩大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四个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9月至10月，为反击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同刘伯承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
　　1946年
　　6月，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8月至翌年1月，与刘伯承先后组织指挥了陇海、定陶、鄄城、滑县、钜（野）金（台）鱼（乡）等战役。
　　1947年
　　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
　　6月30日，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同刘伯承率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中坚持了大别山斗争，把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
　　1948年
　　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5月，与刘伯承发起宛东战役。
　　7月，与刘伯承发起襄樊战役。
　　9月至翌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摧毁了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
　　1949年
　　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任政治委员。
　　3月，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3月31日，为总前委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至5月，同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闽等省广大地区。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至12月，同刘伯承等率部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
　　11月23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12月2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
　　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本年，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51-1960）
　　1951年
领导进军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7月，调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
　　1953年
　　10月，出席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政务院作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
　　1954年
　　1月，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5年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57年
　　3月至4月，到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视察工作，宣传贯彻中共“八大”精神。
　　5月15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
　　11月，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
　　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月至11月，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工作。
　　11月至12月，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的说明。
　　1959年
　　1月，主持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会议并作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主要讨论年度计划、工农业生产和市场安排等问题。
　　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
　　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0年
　　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2月，到河南、安徽、天津等地视察工作。
　　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庸俗化。
　　11月至12月，与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1年
　　3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作反对平均主义等问题的发言。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广东考察。
　　4月至5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印发讨论后，和彭真到北京顺义、怀柔县搞调查研究，随后写信给毛泽东，就条例中有关供给制、粮食征购、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意见。
　　8月至9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
　　1962年
　　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发扬党的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
　　7月7日，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恢复农业生产，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哪种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
　　1963年
　　7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1964年
　　6月19日，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7月，到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工作。
　　1965年
　　3月，针对江青等对文艺界人士和文艺作品的错误批判，在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严厉批评。
　　11月至12月，到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视察工作。
　　1966年
　　3月至4月，在西北地区视察工作。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失去一切职务。
　　1969年
　　10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
　　1970年
　　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71-1980）
　　1971年
　　9月13日，林彪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1972年
　　8月3日，致信毛泽东，希望再为党和国家多做几年工作。毛泽东批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1973年
　　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4年
　　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
　　1975年
　　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
　　1月至10月，在党的会议上，在关于军队、铁路、钢铁、国防工业、科教、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强调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5月，应邀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年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受到错误批判。
　　1976年
　　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被撤销一切职务。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
　　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批转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24日，同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
　　8月至9月，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领导和推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  
　　3月8日，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系统地论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
　　9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到东北三省、河北省、天津市视察，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发展的起点。
　　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10月22日至29日，访问日本，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 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向前发展的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
　　1月28日至2月6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
　　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6月28日，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谈话时说，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10月4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今后长期工作的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扩大企业自主权，有利于发展生产，必须坚持。
　　10月19日，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讲话指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80年
　　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4月至5月，多次谈话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强调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5月31日，同中央有关负责人谈农村政策问题，强调要因地制宜，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7月，到四川、湖南等地视察工作。
　　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特权现象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干部队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9月，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7月2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8月，视察新疆。
　　9月19日，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讲话时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2年
　　4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强调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谈话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一方面仍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谈话时重申，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
　　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
　　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
　　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以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定了基调。
　　1983年
　　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2月，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
　　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发行。
　　7月8日，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7月19日，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
　　10月1日，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
　　2月，在视察广东、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10月，多次谈话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根本政策；对内搞活经济，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现在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教、文化等领域，是全面改革。
　　12月19日，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5年
　　1月19日，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讲话。随后作即席讲话，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1月19日，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讲话。随后作即席讲话，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各级党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强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
　　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
　　7月11日，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理论学习。
　　1986年
　　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指出，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1月至2月，到四川、广西等地视察工作。
　　3月5日，对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八六三”指1986年3月。
　　3月28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4月19日，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谈话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8月，视察天津市。
　　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就中苏、中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草案时讲话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9月至11月，多次谈话阐述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2月19日，在听取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
　　1987年
　　1月至3月，针对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闹事，多次谈话指出，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2月6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4月13日，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阐述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证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谈话时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实现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提出，中国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谈到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关系时说，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划脚。
　　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话时指出，中国方针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实行改革开放，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谈话时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谈话时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11月，根据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8年
　　1月23日，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我们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子要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9月12日，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指出，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中央要有权威。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
　　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1月2日，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谈话时提出，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1989年
　　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搞经济建设。
　　3月4日，同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中国不允许乱。十年来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动乱，两次发表谈话，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动乱、稳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5月16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月至6月，在平息动乱前后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在谈到当务之急时强调，要在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方面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常委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促使我们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三部曲”发展战略目标，都没有错。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照样干下去。
　　6月，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8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发行。
　　9月4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对国际局势我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
　　11月20日，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畅述第二野战军的光辉战斗历程。
　　12月1日，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谈话时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990年
　　2月17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
　　3月3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邓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91-1997）
　　1991年
　　 1月至2月，视察上海。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提出，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8月20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1992年
　　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要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加快发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邓小平会见了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
　　1993年
　　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
　　1994年
　　11月2日，经修订增补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997年
　　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资料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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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泛红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一
　　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动员新兵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服；其次，是由于过去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这一重大的工作，依然表现着异常的不够；第三，是由于我们今天征调壮丁的方式，还不无强迫的错误，这种错误的继续，造成了动员新兵的极大困难，且使入伍者缺乏坚定的意志与作战的勇气，甚至还可造成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对立，给日寇、汉奸以活动的口实与机会；最后，也由于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没有切实实行政府所颁布的优待办法，给以最低限度的解决，使前线战士能够抛开家庭的顾虑而安心作战，并以这样的影响提高民众加入军队的决心和勇气。
　　假如我们冷静地回顾几个月来征调兵员的经验，我们当可看到在某些地区，正因为有了上述的缺点和错误，致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这种结果，将使民众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积蓄与扩大国防力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之重要，反会在部分人民中增加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这种结果，将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前线官兵的艰苦奋斗与国与家的关系，而热烈地拥护和慰劳军队，实现大革命时代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反会增加部分民众厌恶军队不愿当兵的观念。日寇、汉奸、托派之辈，则更利用这些缺点和错误，来进行其挑拨煽惑的阴谋，企图造成民变，以威胁和扰乱抗日的后方。这些严重的现象，即使是在一个两个村庄发生出来，即使在一极小部分民众中表现出来，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最高警惕了！
　　不错，这一时期的征调工作，已有其相当的成绩，前线军队一般地得到了相当的补充，但这决不能成为一种根据，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那些不好的征调方式。它纵然可以供给一时的补充，但绝不能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只有纠正那些不妥当的方式，才能保证今后动员任务的实现。
　　　 二
　　我们指出由于征调方式的不当，而可能产生的不好结果与影响，其意义不在于消极的批评，而在于如何去纠正，采取好的动员方式，使前线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益能组织足够数量的新军队。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从某些区域进行动员工作收到显著成绩的例子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出来。
　　这些动员较好的区域，给我们显示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那里，进行了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与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不是投机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的工作，经过他们去进行招募，常常收效极大。
　　在那里，进行了抗日军人家属中的工作，召集了各军军人的家属开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向他们宣传解释各种抗日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光荣，给以光荣牌匾，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困难，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当地政府或民众团体提出意见，求得部分的解决。这些工作的结果，给了一切人民以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的榜样，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
　　在那里，动员了政府和民众团体，来协同地进行这一工作，推动了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慰劳与欢迎新兵上前线的工作。
　　在那里，驻扎的军队，首先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军队本身有了模范的纪律，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请民众吃饭（常是以连队为单位每家请一人代表）。这些工作给了民众以最切实的影响，使他们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给了政府与军队招募新兵以便利。
　　在那里，军队中已动员了自己的战士去进行招募工作。只要保证自己的战士不会扰民，态度和蔼，所收成绩常常是可观的。
　　最后，在那里，有些地区是处在敌人的后方侧翼，或者处在时常被敌侵扰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地运用了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本身的壮大与战斗力的增强，还逐渐成为正规的劲旅，实际上扩大了国防的力量；甚至在可能的时机，在不妨害与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之条件下，还可动员一些游击部队加入正规的军队。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
　　我们热望全国一切军队能够得到适时的补充与扩大。在全国的征兵制还没有可能实施以前，我们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固然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三
　　动员新兵的责任，在于一方面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工作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工作依靠于动员机关和军队本身协同地完成。
　　用不良方式征调新兵，巩固部队与提高战斗力的工作自然是极困难的，急需接收新兵的部队，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去弥补征调时的缺点。即是用好的动员方式征调新兵，也不能丝毫忽视这一工作。
　　必须认识，新战士在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家庭的观念是浓厚的，部队的生活是不习惯的，军事技术是不懂得的。为着巩固新战士，使他们很快地习惯部队生活，很快地成为熟练的战士，我们必须进行许多切实而艰苦的工作。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完全用长官的严厉统制办法，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固然，军队的严格的纪律与合理的统御是必需的，但是不够的，还要求政治工作的配合。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完全采用压制的办法，其结果，纵然可以在表面上收到一些效果，也绝不是巩固的，更不会发扬战士的自动性，从战士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尤其不能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会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
　　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与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
　　在接收新兵的时候，必须协同征募机关，举行隆重的慰劳与欢送；在开赴前线的途中，尽可能组织沿途群众的欢迎与欢送；并在接收部队举行热烈的欢迎。
　　新战士到达部队之后，应首先了解征募时的情形，战士的情绪，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针对这些，进行及时的解释，特别是立即加强抗日的教育，提高新战士的觉悟。
　　在部队中，应动员老战士，提倡友爱的精神，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学习军事和政治，反对老兵欺侮新兵的现象。同时，注意新战士的伙食及衣物的供给，尽可能减少新战士的困难与苦痛，使新战士的精神感到愉快。这是巩固部队的重要因素。
　　提倡合理的统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努力学习。
　　提倡战士写信回家，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宣传家属抗日救国。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并给家属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
　　做好这些工作，不仅可以补足动员时的弱点，且可生长将来动员的新的力量。我们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能以最大的努力去进行，我们还希望军事长官也能给政治工作以赞助。
　　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枫叶泛红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一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
　　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由此可见，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
　　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
　　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
　　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最近虽有不少转变，但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
　　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也不小，主要表现为：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首先是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三
　　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
　　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指导与监督政策的具体运用是:
　　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第二，今天在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基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优势，党的政策一般能够保证贯彻于政府的法令中，这个特点，必须认识。因此各级党部必须研究上级政府，特别是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政府（如本区的联办）的法令指示，并根据这些法令指示去指导同级政府党团的工作。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如果发现上级政令有不妥处，或有不适于本区本县之处，也只能经过党团提到政府讨论，由政府向上级呈报理由，党也应该把这些问题迅速反映到上级党部，设法改正。但党没有任何权力去命令政权工作同志不执行上级政令，或者自己来一套。过去某些地区，政府法令没有党的同等内容的通知，等于具文；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根本不愿意研究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甚至把上级政令故意置之高阁，单凭自己的聪明去指导同级政府工作，这等于胡行乱为！这等于叫政权工作同志犯法！必须切实纠正。上级政令中既然贯彻了党的政策，所以研究政府法令就是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不应该再等待上级党部的指示。不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指示，就没有资格去指导同级政权。
　　第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自流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在村选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尤须注意及此，且应切实保证村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
　　第四，既然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他们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五，既然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有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各个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也就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所以，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
　　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全体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都应采取绝对拥护的态度。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地方党、群众团体和军队的责任，是要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权力，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也有这样的情形，个别地区的某些政府，不能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违背统战原则的事情。现在有些区村政权就是这样。在实行民选之后，这种现象还有可能发生。在这样情形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这个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反对它的某一项错误的法令，反对某一个坏的行政人员。而且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也要适当。有的可采取政权内部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在群众中作公开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局部改组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公民罢免重新选举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总以能教育群众、纠正错误、保证党的领导为原则。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否则有害无益。
　　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有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党对党团的指导也应放在政治原则上，给党团以灵活运用的余地，不可涉及细微，这样才能培养党团的能力。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注意培养这些同志的威信。
　　　 四
　　党团的运用为了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为了统一党员在政府中的步调，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七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执行下列任务：第一，受领党给予的训令、命令和指示，把党的政策，党的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同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主张，并使之见诸实行。
　　第二，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
　　第三，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解释与阐明党的主张；高度地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提高其威信，真正做到政民一致，以加强反对日寇汉奸政权的斗争。同时，不放松一切机会反对一切破坏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行为。
　　第四，指导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统一党的行动。定期向同级党部报告党团的工作，并将自己在政权工作中的经验，发生的问题，党的政策主张在群众中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反应等等，迅速反映到党的指导机关，帮助党加强对政权的指导。
　　为着实现上述任务，党团同志的工作方式，必须注意下列问题：甲、要民主。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比如当县长的同志，切不可大权在握，一切武断独断，要多找一些人商量，各科的事要经过各科去办，大胆地信任非党干部去做各种工作，而加以必要的指导和检查。
　　乙、要能团结人。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特别对于中间分子士绅名流，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同志对进步分子都团结不好，对他们更差了。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
　　丙、要坚持政治立场。遇到违反统战原则的意见或反对我党的行为，我们绝不能随声附和，也不应取缄默态度，而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而反对。这里在方式上要讲究，一般采取诚恳的解释方法，只有对方是顽固分子或另有阴谋的人，才应加以有力的反对，并且要吸收非党干部一齐去反对。如果只是党员说话，非党员旁观，那也无异于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在我们提出一个意见或者一个提案时，应征求一些非党员，不仅进步分子而且中间分子，同我们联名提出。这种方法不单可以密切与非党员的关系，而且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策法令研究，也可以请他们起草文件，但在起草前，一定要好好讨论，确定原则后再起草，否则起草后要不得，加以全部否决，也会影响到非党干部的情绪。再者所谓坚持政治立场，并非遇事固执己见。须知我们要坚持的是政治原则，不是一切细小的技术问题，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而且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常有考虑不周之处，非党干部常有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们应倾听和虚心地接受他们的意见。
　　丁、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尤其不能够每个党员都代表党。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提案，或与其他党派接头。党的代表的一切言论行动更要特别慎重，他所发表的文章、演说、提案等都必须经过党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即使来不及也应经过党团的正式讨论，事后还要报告党委员会追认。一般同志，如果他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一个党员的面貌进行活动；如果他是一个秘密党员，可以进步分子的面貌进行活动。
　　戊、为了保证党的行动一致，党团内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首先，对同级党委负完全责任，并接受党委的严格监督。其次，党团内部要有民主的讨论，但一经决定必须一致行动，不能有个人的自由。党团对其他负责党员（如参议会中党团对所有参议员中的党员）有指导之责，党团的决议应通知他们，他们亦必须服从党团的决议。为了求得意志统一起见，党团可召集专门会议传达党团决定（或党委决定），进行讨论，这样更能保证行动的一致。党团对于普通党员则不必发生关系，如有意见可经过政府机关支部去解决。
　　己、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
　　庚、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
　　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政府机关支部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要通过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的读书会、研究会、救亡室（民革室、救国堂）、座谈会、学术演讲会等方式，来实现这个任务。
　　第二，党员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与推动非党员积极负责地工作。对于不接近群众，喜欢出风头，自逞英雄，“因党而骄”等现象，必须在支部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进行批评斗争。
　　第三，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如果发生党员有犯法舞弊等行为，除了行政上应依法惩治外，党内还应给以处分。
　　第四，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但支部要在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和舆论，以及党员非党员的表现，及时通知党团和报告党委注意。支部有权检查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部门的工作。
　　第五，支部直属于由党委指定的部门管理，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党团的决议凡涉及应动员全支部党员执行时，应通知支部，支部亦必须执行。同时支部对党团、党团对支部均有互相建议之权。为工作上的便利，党团应有一同志与支部发生经常关系，以求密切地配合一致。
　　第六，支部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不得以支部名义进行活动。
　　第七，支部定期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接受其指示。
　　　 六
　　加强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
　　实际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我们除在学校中、民革室中、训练班中，应注意民主政治的教育外，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不可丝毫草率，要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来参加，动员起全党来领导。如此，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
　　最近北方局向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已经联办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运动。今年的村选，明年的县选，全边区大选，都一步步地临到我们面前。而在我们各种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枫叶泛红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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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讲三个问题。
　　一、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
　　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诼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封闭进步书店，禁售进步书籍报刊，压制抗日言论，镇压与取缔人民的反帝运动。宣传反共，排除异己，反对进步，鼓励倒退。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颂扬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宣传“安分守纪”、“严守国法”，使人民任其宰割。
　　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二、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同时也是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其具体内容应该是：
　　（一）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要经常地了解与研究敌人，及时地不懈地驳斥敌人，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
　　（二）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
　　（三）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
　　（四）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不管对人民群众或部队，都是同等重要的。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
　　（五）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六）必须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设法组织互相参观互相观摩，融洽与友军的感情，扩大交朋友工作。
　　（七）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抗战以来，由于部队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向上提高了一步，也为文化艺术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在进行中尚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在工作发展中所难免的。发现缺点是改进的开端。这些缺点表现为：
　　（一）“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新华日报》华北版五月三日社论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文化工作缺点之写照。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但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这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这是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注意的。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
　　（二）宣传内容不善于迅速地反映和宣传某一个紧急任务，不善于很及时地批驳敌人。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三）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四）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同时对后起的文化工作者的培养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今天部队有文化干部荒的现象，使连队文化宣传工作受到影响。
　　（五）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打哑巴仗”的现象严重存在，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我们的战斗生活大为不够。我们虽设有随军记者，但由于大部分记者兼管编辑，以致影响了新闻采访工作。政治机关对此项工作具体指导不够，也是对外宣传工作削弱的一个原因。今后随军记者、旅的文艺组及政治机关，应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全师同志都应一致为加强这项工作而努力。
　　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某些地方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文化工作者不够群众化，尚缺乏部队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致使文化工作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
　　今后部队文化工作应该怎样做？我没有很好地研究，只提几点意见：
　　（一）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二）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加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渗透到现实的底层里去，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干，使他们能够真正担负起部队文化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三）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应深切了解：只有提高政治素养，才能提高对文化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
　　（四）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现实是一天天发展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要想学到一些东西，就要虚心，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一个作品经过大家研究和讨论，是会更臻完善、收效更大和不易发生毛病的。能接受别人意见，才能使自己进步。我们现有的文化工作者，一般说工作还仅仅入门，只有虚心学习，将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
　　三、关于宣传队工作。
　　宣传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努力提高自己，努力追求深造，努力做文化普及工作，都是万分必要的。要使宣传员成为文化教育的得力干部，使宣传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军。
　　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仅要培养文化工作的干部，还要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在调动或提升宣传队的干部时，领导机关要照顾到宣传队的工作，切忌调之一空。宣传队的负责同志也要舍得让干部出去发展。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着眼。
　　今后，宣传队在政治机关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下要完成以下任务：
　　（一）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帮助政治机关检查连队政治工作，帮助宣传教育部门检查连队宣教工作。要面向连队，深入连队，了解连队，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
　　（二）要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间断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三）要推动并帮助连队不间断地进行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四）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与帮助地方的文化运动。
　　（五）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准，提高工作技能，不断增进新的知识。

枫叶泛红

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
　　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同同志谈话的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了一个错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千万。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向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短文中一一加以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这真是他的缺点吗？这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的关怀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枫叶泛红

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
　　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
　　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曾抽调一部分干部派到敌占区，企图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但因为派出的干部多与当地的工作对象缺乏一定的联系，始终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实际上这样的机会过去是不少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放过了。在伪军伪组织中，有一些是可以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个别的已经成为革命两面派。试问，我们除了对他们作些宣传，发生联系，取得情报之外，又做了多少工作，使其进步，成为打入生根的组织力量呢？甚至有某些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工作的混乱，不守秘密，而遭受敌人的破坏，这更是痛心的事。由于主观主义的作法、关门主义的狭隘作风和相当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使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
　　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今天我们在敌占区虽仍处于劣势，但是敌占区一年来的变化具备着空前有利于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条件：敌占区人民同日寇的矛盾空前增长，今后还会日益加剧，人民抗日情绪增长，大大地扩大了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社会基础；我党我军及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的威信大大提高，而且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有不少的进行组织工作的线索；伪军伪组织人员一般是华北人，有身家顾虑，且已逐渐相信华北是与八路军共产党不能分离的；国民党威信在逐渐下降（这是它的特务政策和在敌后破坏抗日工作的结果），其组织基础也有了部分削弱。
　　但是我们也有困难：敌人的特务方法高明，对伪军伪组织的掌握将会特别加强，对敌占区的控制政策将会加紧；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借刀杀人政策，必将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障碍；我们本身缺乏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经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作风影响到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干部掌握政策的能力还差，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和常识。
　　我们要利用有利的环境，尤其要注意克服困难，主要是克服自己方面的困难，并从工作中创造许多宝贵的经验。
　　现在说几个具体问题。
　　一、打入工作。
　　打入工作是组织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开门见山的问题，不能打入就谈不到一切。
　　打入的对象是很广泛的，打入到敌占区群众中去，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打入到黑团、帮会、土匪中去，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而伪军应该是目前打入的主要对象。
　　打入工作的任务是：长期埋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适应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须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善于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至于供给情报，应该是次要的，只能在不妨碍其基本任务与秘密条件下才可以去做，或只供给带紧急性的特殊重要性的情报。尤其不可要求他们购买物资或向他们需索，以免易于暴露。
　　打入者的人选应是多方面的，或由根据地物色派去；或由敌占区物色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士绅名流；或由现有伪军伪组织的关系中争取转变为革命两面派分子，而以后两者为主。打入的干部应多，尤要注意派精干人选透入其内部去发展组织。只要我们能够从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去找干部，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根据地找出一批干部来派到敌占区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派出者必须是与敌占区有关系有打入条件的同志，否则作用不大。同时，我们必须抽调一些有敌占区工作经验或条件的同志加强敌占区工作部门，担负训练联络等工作。
　　对打入人员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训练时间要短，内容要简单，任务要明确而不复杂。训练要采取座谈讨论的方法，启发他们尽量提出问题，然后给以明确的解答，切忌党八股的灌输的方式，有的则只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
　　派出之后，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但不是随便来往），帮助其解决打入的困难，如活动费的可能帮助，方法上的指导等，此时要预防其遇难而退的心理，鼓励其打入的决心。打入之后，尤要加强政治联络工作，随时帮助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其了解政治形势，勿使迷失方向而趋堕落腐化。
　　打入工作是一个巨大的耐心的组织工作，过去经验是很少的，必须在今后努力中，创造经验，积累经验，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二、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
　　革命两面政策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不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在敌我交锋的斗争中，经常要发生区域的变化，敌占区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游击根据地，根据地也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敌占区，所以我们在指导上，不仅要着眼于有利时的进攻，而且要着眼于不利时的退却，但是无论进攻或退却，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否则必然引起混乱。
　　其次，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第三，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同样，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也无法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这里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两面派的特点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而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准备反攻，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应以这样的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谁是两面派，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这种区别，所以以利用两面派为满足，而忽视了革命两面派的建立。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以及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否则，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以上三项是谈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问题，下面谈它的运用问题。在运用上又要分别两种不同的范围：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一是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先说革命两面政策在伪军、上层伪政权中及半伪化的封建组织封建武装中的运用:
　　第一，充分利用与掌握日伪矛盾及伪军伪组织内部的矛盾，是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应主动地扩大日伪矛盾，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
　　第二，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取得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的信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活动条件。但在交朋友中要注意适合自己的身份，不可因此引起他人的嫉妒和猜疑。
　　第三，利用自己的地位，以非常隐蔽和巧妙的方法，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但不可操之过急。组织形式应是多种多样不拘名义的，最好是用灰色的或敌人不注意的名称，组织不宜大，以众多的独立的小组为适宜。
　　第四，采用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成为两面派，乃至革命两面派。
　　第五，随时注意在隐蔽的方式下，照顾中国人特别是革命抗日分子的利益。
　　第六，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及借刀杀人分子，应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消灭。对特务分子，在其没有危害我们时，应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各地经验证明，我们对此问题处理不郑重是要吃亏的。
　　第七，只作紧急关头的或重要的情报供给。第八，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秘密工作，善于隐蔽自己的面目。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总之，一切要从长期隐蔽、以待时机的利益着想。
　　第九，活动的重点应该放在伪军方面。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也应力求逐渐发展到伪军方面。
　　第十，革命两面派的活动，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复杂的，既要防备敌特的耳目，又要防备国特的破坏，所以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大胆的而又非常谨慎的。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去做，就一定能够收到效果。
　　再说革命两面政策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这样的地区的乡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全乡全村一致对敌的。为此，必须有很好的统战工作以团结各阶层；尤其必须坚决肃清死心踏地的汉奸。团结全村一致对敌的工作，不能认为是简单的问题，而是要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这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它必须有武装斗争的配合。不仅应有外面的公开的武装的配合，而且还应有本村的小型的隐蔽的武装的配合。没有外面武装斗争的配合，就不容易欺骗敌人；没有本村的武装，常使配合不及时，而且这也正是发展广泛群众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各地经验证明，游击战争成了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武装的掌握是争取村中优势的重大问题，要力求掌握在我们和革命分子的手中。这种武装的组织必须是短小精悍的，绝对秘密的，其活动一般只应限于夜间，使敌人认为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干的。
　　第三，它的各种组织形式，表面上不能不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其实质则必须是抗日的。在政权方面，应建立统一战线的类似民主政权的村民代表会，一切实权不操于村长而操于代表会。必须认识，惟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保证村民一致对敌，才不致为敌利用，才能照顾与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设想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能够实行革命两面政策，最多只能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的两面派（当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更说不上保护人民的利益。至于群众团体，除了原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还可保持其原有组织形式外，一般应力求单纯，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会。
　　第四，它必须由一村的一致发展到几村乃至一个区域的一致，才更便利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否则，少数村庄过于突出，易遭破坏。
　　具备了这些条件，才配称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村庄，它不仅可以顺利地进行对敌斗争，而且可以真正地保持我们的优势。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但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对两面派的工作，过去许多两面派对抗日作了不少的帮助，而且两面派是最广泛的，也是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基础。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三、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与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
　　敌占区（当我武装能进入作经常活动时，则已变为游击区）应以非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开展。
　　敌占区中日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两面派的争取和革命两面派的建立，更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甚至隐蔽的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造。今后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开辟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这不仅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着眼，而且是坚持山地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熬时间争取胜利的重要手段。